从谷歌请来了一位“首席创新官”,依图科技在下一盘什么棋

2018-03-06 15:19:48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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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美国回国的吕昊,为了能解决上班和回家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他保持了一项自己在硅谷生活的习惯:用滑板上下班。

1982年出生的吕昊,在今年1月份正式加入依图科技。经过过去5年的发展,这家公司已经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佼佼者。2017年5月,依图得到高瓴资本领投,云锋基金、红杉资本、高榕资本以及真格基金等跟投的3.8亿元C轮融资。

尽管加入依图时间不长,但吕昊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透露,自己和依图的渊源早在2015年就开始了。 他与依图科技联合创始人林晨曦共同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和依图联合创始人兼CEO朱珑也是多年好友。在2015年,吕昊曾与两位有过第一次合作的交流,可惜那时候因为一些个人原因,吕昊没有加入,直到2018年农历年前。

值得一提的是,吕昊在依图的职位为首席创新官(CINO)。这在国内的初创公司中,并不常见。经过5年发展后,依图科技为何要从硅谷找一位科学家担任首席创新官?这个职位的设立又能给公司未来的发展带来多大的效益?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在依图上海总部见到了吕昊。

吕昊本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随后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取得了计算机博士。他在大学里的研究方向为智能人机交互,研发和评估智能交互系统及其工具。博士毕业后,吕昊进入谷歌,在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员后,他进入谷歌Play工作,他曾负责孵化安卓APP启动推荐系统,这是全球首个移动端APP启动推荐系统,也是全球首个基于机器学习的安卓产品。除此之外,他还搭建了谷歌商店的机器学习架构和排序算法。

合拍的人和不想错过的趋势

2015年,吕昊曾回国,与依图科技的两位联合创始人朱珑、林晨曦有过交流。或许是相似的学科背景和学校背景,吕昊对人工智能的看法和见解,与两位联合创始人一拍即合。

“他们两位都非常聪明,做事风格也很合拍,对很多事情的见解都非常扎实,我很认同,也对依图长期的发展比较有信心。但那时因为个人的一些事情,并没有当即回国加入他们。”吕昊说。

尽管当时没有成功入伙,但双方的联系一直不断,直到2018年。对于许多选择来说,何时做出最终决定非常关键。对于吕昊来讲,自己也是时候该回国了。

“我觉得再不回国的话,会错过很多事情。”在过去的几年中,吕昊虽然身在国外,但对国内人工智能发展一直保持关注。

在他看来,2015年以来,国内人工智能发展的势头和行业的重视,以及国家的战略部署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尤其是国内的发展速度和决心。这样的变化,让我觉得未来的变化更加难以预测。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回国和朋友聊过,感觉中国很多方面比我想象中的还好,人们对新兴的技术和产品接受程度非常快。我觉得不能再错过了,所以就决定回国。”吕昊说。

如何定义首席创新官

在商业术语中,对于首席创新官的定义是负责公司和组织的创新策略、创新流程和创新工具的主管领导。这样的职位设置,在许多制度健全、组织结构完善的公司里,很常见。但对于一家成立5年的公司来说,尤其是在国内的初创公司背景下,这样的设置令人好奇。

因为,在外界看来,一家公司设置新的职位,往往意味着对公司现状的不满,或是希望对未来战略有新的调整和布局。

在吕昊看来,这个职位设置意图并不是对公司现状的不满。“我没有明确觉得公司不够好。首先一方面是我决定来了。我希望是能通过我的职位,促使大家凝成一股力量,让大家有意识地去往创新的空间拓展。然后在已经有成绩和业务的地方,能推动大家更高效、最快速地完成。”吕昊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另一方面,在吕昊眼中,依图科技为自己设立首席创新官的职位,更多是公司对创新的认可和对人才的珍惜。

至于自己未来的工作重点,吕昊说自己持开放的态度,“我觉得在依图,没有框架去限制我能做,我不能做什么。从长期来看,肯定会为了公司成功做更多的事情。短期来说,我觉得很多层面可以做,从公司、产品创新到战略策略创新,再到公司工程的创新,以及各个团队合作的一些不同思考,这些都可以去做。最重要的是要挑选重要的选题,然后慢慢去完成的过程。”

中美人工智能之争

从海外的大公司回到国内的初创企业,对于吕昊而言,适应和角色转换并不是问题,更多的反而是更好地理解了中国和美国两国之间人工智能的竞争差异。

在吕昊看来,这种差异体现在三个方面:文化、人才储备以及人才结构。

具体来说,美国人口更多元;在医疗、安防等人工智能落地的行业里,与中国有着天壤之别。例如,如果一家美国的人工智能公司想要进军医疗领域,想要获得更多的合作,很大程度上会先去争取私人诊所。而对于中国来说,公立医院才是最主要的医疗机构。这样的差别就意味着,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采取不同的战略。

第二,人才储备。吕昊认为,美国在研究人才储备上略胜一筹。“他们的高校贡献的研究员和人才非常多,尤其是PHD。这是他们的历史优势。但相对地,中国在这方面就比较薄弱一些。”吕昊说,“不过,目前人工智能顶级论文50%以上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是华人,华人拥有技术核心。”

第三,人才结构。与人才储备相对应,中美人才在高端人才比例上也有很大差异。对于美国公司来说,他们可以直接高薪聘请许多学术界已经取得成绩的大牛。但国内的企业,可能更多需要依靠自己来培养年轻人。

吕昊说,自己也曾在华盛顿大学当过助教,自己也尝试过许多不同的路径,因此,更能理解两国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的优劣势。也正是因为这样,吕昊认为中国更应该重视对年轻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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